同性恋的研究历史
同性恋在很多工业化国家经历了罪行化病理化取代罪行化正常化的过程，同性恋研究的演变也与这个过程互为影响。
同性恋罪行化
古希腊崇尚男性美，爱慕同性被视为强烈男子气概的表现，古罗马帝国也宽容同性恋，但基督教的兴起使同性恋开始受到严厉谴责。作为西方文明的重要基础，《圣经》中的生殖崇拜是反对同性恋的最根本理由，至今如此。
目前已经有一些历史学家对《圣经》中反对同性恋的条文提出质疑。耶鲁大学的约翰·波斯威尔博士对17种语言的历史文献进行详尽考证后，得出结论：对于同性恋的强烈道德谴责是17世纪以后才出现的;教会人士反对同性恋的论据其实是基于对《圣经》的误解和误译。但教会的影响根深蒂固，新考据的社会影响相当有限。病理化取代罪行化
19世纪中期，随着行为科学的产生，一些医学专家开始关注人类性行为。1849年，瑞士医生克洛德·弗朗索瓦·米基亚从对一例恋尸案的分析出发，发表了有史以来第一篇有关性变态的医学论文，他在文中首次提出，同性恋是一种天生的生理缺陷。
奥地利精神病医生理查·冯·克拉夫特一埃宾根据临床经验写成了《性心理疾病》一书，第一部分《性倒错》致力于论述同性恋。此书认为同性恋者来自父母一方或者双方都有疾病的家庭。当时同性恋被列为犯罪或受到道德谴责，而此书独树一帜地坚持道德中立的态度，提倡以治疗来代替监禁，被视为进步。不过克拉夫特一埃宾同时指出：同性恋者被治愈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20世纪初，奥地利精神病学家西格蒙·弗洛依德创立的精神分析学认为，如果男孩来自强母弱父的家庭，他与母亲的关系必然过于亲密，与父亲相对疏远，长大后势必缺乏应有的男性气质，因此他试图寻找一名男性伴侣来做弥补恋母情结是男同性恋的情感起源。虽然弗洛依德步人晚年时倾向于赞同同性恋非病的观点，但此时精神分析学已经在精神卫生行业中占据了主导地位，转变疗法成为治疗同性恋的盛行方法。
正常性研究的发展
在同性恋病理化的过程中，西欧部分学者断断续续提出过同性恋正常化的倡议。从现有的资料来看，正常性研究最早始于18世纪的社会改革思想家杰洛米·本森。本森从效用主义的原则出发，将社会福利视为个人福利的总和;同性恋行为互惠双方，且没有对他人造成伤害，因此禁止同性恋只会降低社会福利同性恋不应该被列为犯罪。虽然本森的这些文稿到20世纪中期才见天日，但效用主义原则成为拿破仑时期法律改革的理论依据，使法国、意大利等国和德意志部分地区率先摈弃了将《圣经》作为立法依据的惯例，在刑法改革中取缔了对同性恋行为的惩罚。
19世纪后期，德国律师卡尔·亨利希·乌尔利克斯借助当时胚胎学的研究成果，认为存在着一个介于男女之间的第三性，男同性恋者是陷于男性身体中的女性，女同性恋者则正好相反。克拉夫特一埃宾就是受此启发后，开始研究同性恋。
在克拉夫特一埃宾竭力将同性恋病理化的同时，英国心理学家霭理士写就《性倒错》一书，首次在英语世界里提出了同性恋非罪非病的观点。虽然此书被禁止在英国本土发行，但外文译本陆续传人了其它国家(包括中国)。文史学者约翰·艾丁顿·西蒙兹将自己的一生经历写入了《回忆录》，是迄今为止所发现的第一本同性恋自传。同时期的英国学者兼诗人爱德华·卡宾特受社会主义思想的影响，开始为妇女和同性恋者的平等权益而呼吁。
德国性学家马格努斯·赫希费尔德于19世纪末成立了科学人道委员会，致力于性健康研究。他在学生和矿工中展开社会调查，结果发现约1%的男性只受到同性的性吸引。这是首次有关同性恋者占人口比例的社会调查。除此之外，赫希费尔德还征集到爱因斯坦、弗洛依德、肖伯纳和托尔斯泰等人的签名，敦促德国政府废除刑法中惩罚同性恋行为的条款。然而，这些努力因纳粹上台而受到阻挠和中止，德国同性恋者被斥辱没民族而被关人了集中营，囚徒们佩戴的粉红三角后来成为同性恋权益运动的象征。
至20世纪50年代之前，同性恋研究由于国别与语言差异使交流缺乏，年代的断层也使其缺乏系统性和连续性，难以对病理化学说造成有效冲击。强母弱父家庭模式一度成为同性恋起源的标准解释，但它受到各学科的猛烈冲击，并最终淡出了医学舞台。
1948年，美国印第安纳大学阿尔弗莱德·金赛博士的研究小组发表了《男性性行为研究》。该小组通过对5300名男子的详细调查表明，有37%的人在青少年至老年时期有过同性性行为，10%的人在一生中至少有三年从事单纯的同性性行为。这项统计数字表明同性恋者是一个隐秘而庞大的群体，这对于惩罚同性恋的法律依据提出了质疑：同性恋行为的普遍存在并没有产生什么不良社会影响，可见它并非洪水猛兽。研究报告还指出，同性恋是人类的基本能力之一，不应该将异性恋当作唯一正常的生物导向，而将同性恋列为病态;即使将同性恋列为病态而加以压制，也不能阻止下一代同性恋者的产生。
50年代初，人类学家克利夫兰·福特和弗兰克·比奇发表了《性行为模式》一书，通过对跨文化人类性行为的研究，发现同性恋不仅在大多数文化中被视为正常，而且有些社会还特许某些成员如此行为;灵长类动物中也存在同性恋行为;同性恋和异性恋都是文化训练的产物，人类原始的模糊状态中包含了同性恋和异性恋两种性倾向的能力。福特和比奇在暗示同性恋先天性的同时，将它视为与异性恋并行的正常性爱表达方式，并对精神病医生具有的干涉权力提出了质疑。
从精神卫生角度研究同性恋正常性的先锋是心理学家艾弗伦·胡克博士。胡克比较了30名已经坦然地接受了自己性倾向的同性恋者和30名在职业背景和智力状况方面条件相近的异性恋者的心理状态，发现同性恋者的心理健康程度丝毫不亚于异性恋者，老练的精神病学家根本无法将两者区分开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