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是一个有着数千年封建历史传统的东方国家，遗留下来的精神和物质遗产既有精华又有糟粕。比如其中一个非常明显的特征，就是以男人为中心，三纲五常、三从四德，重男轻女、歧视妇女，女人的身体和用品都是既讳莫如深，而又肮脏、不洁的东西，特别是牵涉到性器官，牵涉到女性生理，牵涉到大小便等方面的内容，那更是最龌龊不堪的了，比如下体(即私处、阴部)，比如月经带(我们老家过去叫骑马布)，比如马桶、溺器、夜壶，比如出卖肉体、供男人纵欲的妓女等等。直到今天，一些没有教养和修养、粗俗暴戾的国人的骂人脏话里，也基本上离不开这个范畴。
我有时候真不明白我们这个民族，为什么越是重要的东西，却越是作践它呢?比如我们很看重金钱，这也很正常嘛，因为钱确实非常重要，而且是我们辛辛苦苦挣来的，可是我们又并不爱惜钞票，随便乱扔乱揉，弄得脏兮兮、皱巴巴的，还撕扯得这里烂一块、哪里缺一角的;对女人的身体(尤其性器官)也是如此，一方面离不开它、很迷恋它，另一方面又把它看得非常脏、用非常难听的词玷污、谩骂它。这究竟是为什么?难道也属于民族劣根性之一种?
正因为这种对女人的歧视、欺凌与侮辱，所以在中国古代，漫长的岁月里，历来打仗作战、生死搏斗的战场上，竟有用女人裸露的下体、大小便的马桶或溺器等东西来破敌迎击的稀奇古怪的战术。(而且自古以来，凡是铸剑、铸钟、炼丹等庄严场合，亦都不许女人在常)现在回忆起来，这些做法实在是让人觉得愚昧、荒唐、可笑。
我最早知道这些，那还是在鲁迅先生的《阿长与山海经》一文中。先生回忆了小时家中女佣阿长的故事，阿长对他说，长毛(本文中泛指当时的各种强盗土匪义军)占城时我们也要被掳去。
城外有兵来攻的时候，长毛就叫我们脱下裤子，一排一排地站在城墙上，外面的大炮就放不出来;再要放，就炸了!此事使年幼的鲁迅对她产生了空前的敬意，因为这实在是出于我意想之外的，不能不惊异，不料她还有这样伟大的神力。从此对于她就有了特别的敬意，似乎实在深不可测。
前两天又读到学者雷颐的一篇文章，其中提及，据李化龙编撰的《平播全书》记载，明朝后期万历年间，四川播州土司杨应龙造反，巡抚李化龙奉命征剿。当他用火炮轰击敌阵时，杨应龙令数百裸体女人排立于高处，手拿箕器，向我兵扇簸，而贼锋厉，我兵即以狗血泼之。
在他的记载中，此法似是普遍，因贼凡遇我兵放铳，即令妇人脱去中衣，向我兵以箕扇之，果然炮不得中。他找到的破解之法是军中即斩黑狗血洒之，法立破。
我特意查了一下资料，类似现象在历史上太多太多了。据明末思想家、哲学家方以智的《物理小识》记述，崇祯八年(1635)，农民起义领袖张献忠在围攻安徽桐城时，守城官军在城上架炮，张献忠逼迫女人裸阴向城，城上火炮顿哑，但官军立即泼狗血、烧羊角以解之，炮竟发矣。
另据《流寇志》记载，张献忠在围攻安徽滁州时，也将许多女人斩首，裸体倒埋坑中，使其阴部露出向城，结果城上大炮不是一放即裂就是哑不能放。守城官军立取民间粪器挂在墙头，于是炮皆发、贼大创。
后来闯王李自成在进攻河南开封时，亦以阴门阵攻之，守城官军则以僧人裸体站在城墙上破之。
又据《临清寇略》记载，清乾隆三十九年(1774)，山东王伦白莲教起事，乱军围攻临清城，被守军所败。刚开始时，城上守军向敌军开炮，但并不能命中，敌军仍然向前冲锋。守将叶信将鸡血、粪汁洒在城上，并叫来一些妓女站在城上以阴门向敌。此招果然有效，一开炮就命中敌兵敌将，临清之围遂解。大学士舒赫德在给乾隆的奏折中也细述了此事，不过他说守军在城上洒的是狗血。
更搞笑的是，据《夷氛闻记》与《粤东纪事》等书记载，1840年鸦片战争爆发后，年逾古稀的湖南提督杨芳被任命为参赞大臣，于翌年3月率部领先开往广东与英军作战。杨芳是贵州松桃人，行伍出身，曾系林则徐部下，战功赫赫，故很是得到羊城百姓的厚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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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他看到诸多条件均大大有利于我而不利于敌，但敌炮的威力竟远在我炮之上，即认定必有邪教善术者伏其内，于是广贴告示，传令甲保遍收所近女人溺器作为制胜法宝。他将收集来的这些马桶平放在一排排木筏上，命令一位副将在木筏上掌控，以马桶口面对敌舰冲去，以破邪术。
3月18日英军进犯，杨芳的这些招数却完全无用，副将仓皇而逃，英舰长驱直入;杨芳急将部队撤回城内，匆忙与英军休战。对其所作所为，当时有人以诗讥讽道杨枝无力爱南风，参赞如何用此公。粪桶尚言施妙计，秽声长播粤城中。芳名果勇愧封侯，捏奏欺君竟不羞，试看凤凰冈上战，一声炮响走回头。(《平夷录广东·感时诗》)
直到20世纪初义和团运动时，义军也认为女人身体是污秽之物，攻打不下教堂皆因教堂内有许多女人或赤身裸体或手拿秽物，或站在墙头或骑在炮上，破坏了神拳的法术。
